据今年3月公布的2022年全球恐怖袭击指数报告,缅甸的恐袭遇难人数排名第九,高于一般认为极度危险的巴基斯坦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在2020年缅甸恐袭遇难人数为24人,至次年即增加了20多倍,达521人。局势恶化速度之快令人心惊。多年前我曾去过这个佛国,非常遗憾与另一个佛教国家——斯里兰卡一样,在这两个佛国中都找不到想象中的和平与安全。这就成了一个困扰我们的难题,为何由慈悲的佛陀所创立,教义中主要是倡导不问世事、慈悲止杀的宗教,却不能总是带来和平?

这种情况并非佛教所独有,在其他宗教也极为常见。宗教本身固然会助人向善,但一旦失控,并且与政治理念、族群意识、国家观念紧密结合之时,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实现社会大规模动员,就成为有政治野心者的不二法门。因此,无论任何一种宗教的义理如何,世上都没有绝对和平的宗教。至少任何宗教都有被利用,以实现暴力的巨大潜能。对日本宗教信徒在明治维新后历次侵略扩张战争中的广泛参与,以及宗教与暴力政治,都有大量的学术研究。

缅甸的宗教与族群政治危机对于新加坡而言,至少有如下诸种反面教训。

以汉传佛教为例,2018年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专门作过中国南朝刘宋时期(420年至479年)的佛教政教关系讲座。通过文献资料的翻检,我发现仅仅在这60年间,就发生了多次与佛教相关的叛乱,佛教徒也深深卷入战争之中。从北朝开始,弥勒信仰与叛乱之间的联系,就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话题。

在缅甸的主流国家意识形态,民族主义与宗教相结合,以此来构建以缅族佛教徒为顶端的阶层高低划分,而将处于异国来源的异族异教的三重“异端”——罗兴亚人置于歧视链的末端。加上罗兴亚人本身的身份与宗教认同挣扎,以及对这种压迫的暴力反抗,更为缅甸的族群与宗教歧视提供最好的理由。如此,国家就陷入国族身份认同与宗教族群压迫的双重危机,也完全失去和解,以图最终化解矛盾,实现共赢的社会基础。

(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,宗教研究者)

首先,与历史上众多类似案例一样,族群、宗教身份分化与固化,很多都是有政治野心者人为创造出来的“暴力话语”。他们为了个人或集团的政治企图,不惜以各种手段来分化群体、制造差异甚至仇恨,以此来击败政敌,并且获得普罗大众的狂热支持。这种情况并非只在缅甸一国出现,也并非只利用佛教,而是当今世界依然流行的政治手段。因此,如何防范对本地宗教与族群问题的政治操弄,防止境外宗教与族群议题的引入,是我们应该时时小心的重要问题。

新加坡立国至今奉行种族平等与多元主义,是本地执政理念的坚实基础,对任何排他性的宗教极端主义,都应时刻保持警醒。保持自省精神,警惕任何宗教与族群势力的极端主义劫持整个社群,一直是每个新加坡人的职责所在,尤其要包括反对自己所信仰宗教的极端主义。

其次,在国家政权面前,宗教往往很难获得独立,而以宗教和平教义来反抗以国家、族群名义实施的暴政,尤其难上加难。二战时,德国新教教会虽曾以教会斗争的形式,来对抗纳粹极权与屠杀,但总体上,尤其是1939年之后,也还是整体被纳粹政权所控制。因此,实现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,尽量让宗教远离政治,才有可能避免最坏的社会后果。

回到缅甸,作为佛教国家,其政治有向佛教汲取资源的传统。至少从11世纪开始,缅甸的世俗政权就开始利用佛教来建构国族身份与统治权威。缅甸在近代独立建国运动之时,佛教也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因此,佛教与缅甸政治就形成牢不可破的密切联系。其政治化倾向,以及与缅甸族群的同构关系,就形成此后缅甸极端佛教主义的历史根源。这种佛教至上主义,较为典型的形式就是将宗教与国族紧密捆绑在一起,极端排斥其他教徒与族群,试图构建单一排他的国族与宗教。

这其中就有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,即我们总是容易把理论上的理想状态,理所当然地视为现实情境;我们又容易把个体的宗教信仰与群体的宗教追求相混淆。也就是说,即使宗教教义上的和平,也不能绝对保证现实之中理想化和平状态的完全实现。个人的和平主义,也不能阻止社会群体提倡与实施暴力。